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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点评鉴赏及其成就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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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作。五十六回。成书于年(乾隆十四年)或稍前,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年(嘉庆八年)。以写实主义描写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历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烂、科举的弊妒攀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嘲讽;一方面热心地讴歌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脾气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纳高超的讥诮手段,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讥诮文学的佳作。该书代表着中国古代讥诮小说的高峰,它创始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

 

《儒林外史》脱稿后即有手抄本传世,后人评价甚高,鲁迅觉得该书思想内容“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胡适觉得其艺术特色堪称“精工提炼”。在国际汉学界,该书更是影响颇大,早有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传世,并获汉学界盛赞,有觉得《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薄伽丘、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提并论,是对世界文学的出色贡献。

儒林外史.清代.吴敬梓.长篇小说

作者简介(说很网:)

 

吴敬梓(1701~1754年),清小说家,字敏轩,号粒民,晚号“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雍正诸生。早年生活豪纵,后家业衰落,移居江宁。乾隆初荐举博学鸿词,托病不赴,穷困以终。工诗词散文,尤以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成就最高。又有《文木山房集》、《文木山房诗说》等。 

创作背景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而其父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吴敬梓年(康熙六十一年)考取秀才,同年父亲病逝。由于不善于治理生计,他过着挥霍浪子生活。(雍正七年),他应科举时,被指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后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年(乾隆元年),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顾云《吴敬梓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至晚年,常处于饥寒交迫。这样的个人经历,令他本人对考八股、开科举等利弊感受尤深。而在时代背景上,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者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采纳大兴文字狱,考八股、开科举,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法子以牢笼士人,吴敬梓反对八股文、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讥诮的手段,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发。

书名上,,“儒林”一词源出《史记》“儒林列传”。是“儒者之林”,指学术界等。国史列传,自然是“正史”,作者专门以“外史”为书名,正是为了作差别,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示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则是作一正统记史之外的的儒林传记,并且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以类“正史”,而实际上描写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

点评鉴赏

《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抵触、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淘金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仁攀来讨了,在家里吵哩。”通过言行的不一,揭示严贡生讹诈无赖的行动。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下来。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儒林外史》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而又犀利的讥诮。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满堂有知县、学师等官员设祭,庄严肃穆。但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把崇高、庄严与诙谐、轻佻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严为诙谐可笑。

《儒林外史》具有悲喜融合的美学风格。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示出讥诮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诙谐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马二先生对御书楼顶礼膜拜,王玉辉劝女殉夫的大笑等。这瞬间的行为是以他们的整个生命为潜台词的,所以这瞬间的可笑又蕴含着深沉的悲恸,这最惹人发笑的片刻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作者敏锐地捕捉人物瞬间行为,把对百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和他们瞬间的行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讥诮具有文化容量和社会意义。

由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讥诮当时的八股分子和官僚及封建社会,添加了一些正反面人物进行比较。正面人物的划分线主要在于维持着应有的道德品格,而反面人物则是那些整天凭着官位欺负百姓,并且不学无术的官僚以及那些只知研究儒学、推行正道其实却把道德品德封存的儒士。

专家点评说很网:)

“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唐现象的揭发,注入描绘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抵触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该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绘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脾气特性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脾气中最刺目的特点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脾气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讥诮人物的一个很卓越的手段,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收场,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吴敬梓评传》)

成就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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